写作在别处——互联网与当代青年写作

  青年批评家王辉城以豆瓣、泼先生文学奖、押沙龙短篇小说奖等网络平台与社群为例,探讨了互联网与当代青年写作的影响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野。

  传媒技术的革新,总会对写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十九世纪欧洲报业繁盛推动了连载小说的发展。没有哪个时代,会像现在这样,涌现出大量甚至是过量的写作或阅读平台。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手机人手一台,让人们随身携带着一个广袤的、充满诱惑的世界。

  阅读正在碎片化,写作的神圣性逐渐被稀释。还在二十年前,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想要自己的作品得到大众的认可,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编辑的初审、主编的终审,甚至可能是更隐蔽的审核。他需要反复地修改、打磨作品,最终才能允许在报刊上刊登。这个颇具仪式感的过程,强化了写作的神圣性。

  谁又能预料到,短短的二十年,写作忽而进入了大众时代。随手打开手机一看,各大新闻客户端、微博、豆瓣、知乎、简书等APP或公众号,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向你推送信息。尤其是微信公众号,比如专为作者打造的公众号征文约稿小助手,几乎让每一个拥有写作梦想的人走上职业或兼职写手之路。有的人升级为自媒体职业撰稿人,有的人默默耕耘着“纯文学”。过载的信息,让人应接不暇,甚至成为生活的负担。有人为明星娱乐八卦而声嘶力竭,有人对粗鄙的文字、粗浅的观点趋之若鹜。似乎,我们正在不可避免地滑向庸俗的、娱乐的时代。

  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却是:虽然进入了大众写作、大众阅读时代,但真正能写的年轻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所谓“真正能写”,便是拥有创作完整的、具备文学价值的作品。他们表达属于自己的观点,虚构属于自己的故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本。他们在网络上崭露头角,身影出没于各个写作平台,然后又向传统文学刊物蔓延。

  九年前,我在很偶然间得知豆瓣网。这个创办于2005年的网站,聚集了大量的文艺青年,正逐渐走向巅峰。数千万的豆瓣用户,在“我们的精神角落”(豆瓣slogan)里记录着自己所读所看所听。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聚集的网站,自然而然,一批优秀的作者便会脱颖而出,如沈书枝、邓安庆、风行水上、赵志明、沈善书、方悄悄、苏枕书、有鹿、远子、李唐等。拥有得天独厚优势的豆瓣,趁势在2013年推出“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开始尝试商业化的运营。

  豆瓣作者的气质是明显的。最常见的主题,一是对故乡的追忆,一是对城市的书写。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是,少有作者会同时涉及这两者。以沈书枝、风行水上、邓安庆为代表的作家们,或纪实或虚构,深情款款地回望自己的故乡。沈书枝的《八九十枝花》《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风行水上的《世间的盐》、邓安庆的《山中的糖果》《柔软的距离》等,皆是其中代表。

  以沈书枝为例。沈书枝,安徽南陵人,生于1984年。与众多青年作家相比,她写作算是比较晚,是依托于豆瓣这个平台“野蛮生长”起来的。2009年5月19日,沈书枝在豆瓣上发表第一篇日记《第二只橡皮》。这篇日记并非是文学创作,而是一段简短的生活记事。

  整个2009年,她都在记录着自己生活里的琐事,书写日常生活的喜乐。这也是沈书枝一以贯之的主题。从2010年起,沈书枝摆脱了“记事”体,进入了严谨的散文创作。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开始书写的对象,对准了自己的故乡南陵芜湖的一草一木以及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在豆瓣里,沈书枝渐渐地累积了一些读者,进而成为了平台上的大V。及至2014年第二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沈书枝以《姐姐》一文获得非虚构组冠军,已为豆瓣以外的读者所知。此后,沈书枝再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那时,《人民文学》等主流杂志已经接纳了这位来自豆瓣的写作者。

  沈书枝作品并不多,迄今为止只出版过《八九十枝花》《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拔蒲歌》三本散文集。出于个人的成长经历,我在沈书枝的文字里,找到深深的情感共鸣。她所叙述的南陵乡村,她所走过的道路,她所看过的田野,像极了我所成长的乡村。

  故乡,是的,这种深沉的情感是故乡。“改革开放”以来,乡村被纳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体系之中。城市化运动轰轰烈烈,乡村里的青壮劳动力离开土地,奔赴城市。依赖于土地的生活方式,逐渐瓦解。乡村空心化日益严重。除了春节,哪里还能看到青年啊?满眼看去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收录于《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的长篇散文《姐姐》中,沈书枝记录了家庭与个人成长的苦涩。当传统的生活方式,再也无法支持家庭的开支,母亲毅然赶往了南京、上海等城市;姐姐们成家立业之后,生活亦各有苦处。收录于《拔蒲歌》的散文《安家记》里,沈书枝则记录了自己在北京就业、结婚、买房,立足的艰辛。

  一种生活方式在消亡,田野在远逝。当我们身处庞大而又喧嚣的城市时,回望记忆之中的淙淙流水、依依白云与徐徐山风,希冀找到一丝慰藉。学古典文学出身的沈书枝,文字雅致,带着干净的、从容的哀愁。然而,当我们从城市中离开,再次回到乡村驻足,才蓦然察觉到记忆与现实的巨大鸿沟。无可奈何,又无计可施。沈书枝所书写的困境,几乎是所有乡镇青年都要面临的。

  几乎与沈书枝同时出现在豆瓣上的,邓安庆、赵志明、风行水上等成长于乡村的青年作家,对书写故乡都怀着巨大的激情。赵志明的小说集《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对南方乡村进行了细致乃至残忍的叙述。出版之后获得巨大的关注,为赵志明赢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4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其中《还钱的故事》一文,把乡村人的窘迫、难堪与尴尬刻画得入木三分:“我们”家欠了堂叔两千元钱,堂叔是村子里最有钱的人,他们成功搬到城里之后,便三番五次地催“我们”还钱,而父母则每次找借口拖着不还,直到堂叔托邻村人带话过来,终于把家里的“窘迫”暴露在人前。然而,即使是有了“舆论”的压力和堂嫂的突袭,父母仍然不能把钱还上。欠钱的事情,成为横亘在父母面前的难题。直到有一天,父母希望还钱的期限能再延缓几年,传达信息的艰巨任务便落在了刚刚中专毕业的“我”的身上。一个未经世事的乡下少年,被抛进了巨大的人情难题之中。他的尴尬、小心翼翼以及无所适从,跃然纸上。父母的一拖再拖,终于把人情消耗殆尽。堂叔一家把“我们家”告上了法院。为了补上堂叔的“空”,“我们”只好找旧友王海借,拆了西墙补东墙。母亲与堂嫂相互怨恨,后来堂叔患上癌症,母亲尽管非常关心堂叔的病情,但奇怪的自尊迫使她停住脚步,不再与堂叔家往来。“我们”与堂叔之间的关系和人情就此彻底破裂。

  《村庄落了一场大雪》是另外一篇我极其喜欢的作品,它气质冷峻,死亡的悲哀弥漫着始终。在一个落雪的村庄,六十岁的独居妇女甲遇到上门乞讨的妇女乙。两位命运多舛、形影相吊的老女人,相互温暖地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夜。第二天清晨,妇女乙离开,赫然发现妇女甲已经僵硬在床。终于,妇女乙被纳入到“死亡的程序”之中,她目睹了妇女甲的热闹的葬礼。最后,她受到妇女甲的孩子们的礼遇,继承了妇女甲所有的待遇。妇女乙乞讨度日的生活,似乎终于要终结了。然而,妇女乙所有的经历却“只是女人甲的一个梦”。在梦中,她目睹了自己的死亡。这种向往死亡的意愿,昭示了她生活的哀戚与绝望。《村庄落了一场大雪》所蕴含的悲哀的力量,在某个瞬间,让我想起胡安·鲁尔福的《燃烧的原野》。主人公们有着同样悲戚的面孔,为土地、为生活、为贫穷耗尽了生命中所有的能量。

  自《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之后,赵志明陆续出版了《万物停止生长时》《无影人》和《中国怪谈》。《万物停止生长时》是《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的延续,关注仍是赵志明所熟悉的苏南地区的农村以及小镇青年的生活状态。

  事实上,“小镇青年”的文学书写,可以说是豆瓣写作的一个显著的现象,作家们大多是80后、90后,他们伴随着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目睹了乡村被纳入到巨大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的全过程。他们在小镇里成长,在城市里求学,进而谋生、立足。土地与乡村是他们的根基与血液,然而自身当下的生活,却又与乡村日渐疏远。于是,便形成了两种对故乡书写的“传统”:一是沈书枝式惆怅的回望,一是赵志明式不留情面的解剖。魏思孝的《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皆是后一类型的代表。可以预见,“小镇青年”在日后中国文学版图中,将会占据重要的位置。

  《无影人》《中国怪谈》则是豆瓣“怪谈”写作兴起的一个见证。自新媒体兴起后,怪谈可以说是豆瓣写作的一个“流量担当”。“怪谈”写作风行,标志着故事的价值正在被平台重视。与文学价值不同,故事价值意味着更多商业变现的可能。事实上也如此,作为文艺青年汇聚地的豆瓣,自然希冀挖掘更多作者,或留住作者,以完善自己的内容生态。“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在摸索了几年之后,开始与影视公司合作,纯文学的气息逐渐剔除,征文更注重职场、爱情、悬疑、科幻等类型,走向推动作品商业转化的道路。

  与起点、晋江等网络文学网站不同的是,在豆瓣上写作,并不会创造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并不能让作者实现财富自由。豆瓣作者首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并引起影视公司的强烈关注,应该拜电影《失恋三十三天》热映所赐。2011年11月8日,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上映,首周便豪取将近两亿票房,最终总票房达到三点五亿。《失恋三十三天》的原创故事最初由鲍鲸鲸在豆瓣小组上连载,最终被影视公司看中。无疑,鲍鲸鲸的神奇经历激励了后来的写作者。

  《失恋三十三天》是典型的爱情轻喜剧,是繁忙的都市生活里结出来的梦幻花朵。它重新定义了闺蜜,创造了所谓“友情之上、爱情之下”的暧昧两性关系。它不直接书写性,却又无时无刻地在挑逗性,试图给暧昧的情感披上纯洁的外衣。鲍鲸鲸笔下的故事,可以说是豆瓣城市书写的典型代表了。方悄悄的《与情敌同居》《看了高兴的爱情故事》也是在豆瓣上完成创作或连载的。

  当然,对于城市的书写,我不打算单单只讲豆瓣,因为“流水的平台,铁打的作者”。事实上,优秀的作者会在各个平台上出现。平台的差异,并不会抹去作者自身的特质。对于众多怀揣文学梦想的作者而言,韩寒的“ONE·一个”APP的出现,无疑是一件激荡人心的盛事。一个男的qq头像用女生的会不会让。这款具备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APP,以及韩寒本身所携带的强大号召力,使其在孕育之时,便聚拢了青年写作者的目光。相对于豆瓣而言,“ONE·一个”的运作方式与传统杂志并无多大的差异。有编辑部,稿件需要专业的编辑审核,只不过发表的载体由纸质变成手机里的APP。

  “ONE·一个”运营九年以来,荞麦、大冰、张皓宸、张晓晗、姬霄、陈谌、南极姑娘、里则林、老王子、曹畅洲等作家进入大众的视野。其中大冰、张皓宸更是百万级别的畅销书作者;荞麦的短篇小说《郊游》《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瘦子的》颇具影响力;张晓晗的《女王乔安》成功地影视化;张皓宸也趁着IP大风,准备把作品搬上大屏幕。相对于在商业化道路上苦苦探索的豆瓣,“ONE·一个”更早地就实现了商业上的成功。而这,也让“ONE·一个”因“鸡汤化”而备受诟病。

  事实也如此,大冰、张皓宸、陈谌他们的书即使卖得再好,我们亦无法去讨论文本中的文学价值。他们的小说(或者,称之为故事更为合适?),投年轻读者所好。“大理”“民谣歌手”与“流浪”火了,那么就炮制一篇故事吧;睡前小故事,正是姑娘们的心头好,那么就进行流水线生产吧。没有苦痛,没有思考,只有矫饰的情绪与看似“睿智”的金句。也许,这就是青春所独有的标志吧。

  “爱情”在当下,已然成为显学。发生在爱情里的甜蜜、窘迫、背叛、不安,都会被反复地咂摸。而爱情故事,也只有放置在繁华的、广阔的、复杂的城市里,才能让读者心悦诚服与信任。在这个时代,没有人相信灰扑扑的乡镇里会诞生爱情,因为那里只有相亲、日常的琐碎以及恶意。在张晓晗的短篇《交欢》《摇晃》中所展现的爱情,夹裹着青春的惨烈,直面自身的身体欲望。另外一位“ONE·一个”的作者米玉雯,在《余小姐的蓝颜知己》里,对情欲的书写,更是坦然。余小姐有一位男闺蜜,两人的情感是“友情之上、爱情未到”。两位年轻人迷恋对方的身体,却又无法给予彼此安稳的承诺。

  爱情是这些作者观察、理解城市的切入口,而他/她们却又只痴迷于叙述身体或情感的不安。国人对于爱情的审美,其实更多是对激情的审美。换言之,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更喜欢书写爱情的发生,而非书写爱情的维持与延续,更喜欢“奔月”之前的后羿与嫦娥,而非整天困囿在日常与琐屑中的生活。如杜梨的短篇小说集《致我们所钟意的黄油小饼干》,尽管大部分作品的背景设置在未来,但作者对于爱情的理解,仍然是年轻的想象与期许。

  栗鹿、郑然、贾若萱、宋阿曼等作者是在“ONE·一个”平台崛起后,逐步向传统期刊发展的。他们能如此迅速地转向传统期刊,得益于扎实的叙述与技巧。郑然与栗鹿的写作,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皆以轻盈取胜,喜欢捕捉当下年轻人的孤独感与疏离感,文字之中隐约闪现着村上春树的影子。栗鹿的短篇小说《雾岛往事》《所有罕见的鸟》中,往事、梦境与现实交融在一起,文本呈现出亦真亦幻的效果。栗鹿的写作对象,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情感本身,她书写爱情的生长与幻灭,并建造一座充满梦幻气息的文字岛屿。宋阿曼的《内陆岛屿》、贾若萱的《摘下月球砸你家玻璃》所呈现的自我,已逐渐清晰,正在慢慢摆脱轻盈的青春。

  在80后、90后作家中,城市总是夹杂着荷尔蒙的气息,青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及。甚至,残酷地说,相当一部分作者只能够书写自我青春。“新概念”写作至少定义了二十世纪末至今的“青春文学”,它与商业严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的“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所反抗的对象自始至终是课堂作文,它肯定青春期的叛逆情绪与情感。进而,自“新概念”崛起的作家,大多沉溺于青春,以至于“青春”成为生意,以至于青春期显得过于漫长。

  为什么而写作?文学是什么?一千个写作者有一万个答案,或真或假,或崇高或现实。网络平台来了,所写的文章更容易被读者阅读。文学被置于庞大的超市里,被“细分”、被“垂直”、被“标志”。这一点,在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写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但另一种更加隐秘的写作,仍坚韧地生存着。“泼先生文学奖”设立于2010年,由芬雷发起。泼先生之名来源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词的英语发音,故在文学审美与旨趣上显得“特立独行”。它鼓励与倡导独立、自由以及探索新的写作与表达方式,奖项设置了文学奖、学术奖、诗歌奖与特别奖,作品征集渠道采取推荐制。首届“泼先生文学奖”并无奖金,自第二届起方有从网络征集的一万元奖金。“泼先生文学奖”每两年一届,至今已经举办五届(第五届正在公布提名作品与作家),获奖者有张羞、捕马、李可笑、马桓、周功钊等。

  正如“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指向,特马王中王 官网网。获奖者们迷恋纯粹的语言与结构,努力抵达最自我的表达,鼓励最锐利与冒险的尝试。“张羞的小说与诗歌,在时间之外,在实存之上,它们就在那儿”(获奖词),不传达教诲,亦无法让人效仿,张羞所呈现的是纯粹的语言与文本;李可笑的《凤城:未来之城或回忆之城》则是“一部极具争议的作品,一部对文学究竟奠基何处持久发出追问的作品,也是一部在虚实的危险搭建与焦灼拆解之中如坠深渊的作品”(获奖词)。

  “押沙龙短篇小说奖”成立于2014年,赛事组织者是一群年轻的、普通的写作者,倡导者是原《青春》文学编辑陈志炜、原《扬子江诗刊》编辑熊森林,后来青年作家徐小雅和我本人也参与进来。首届“押沙龙短篇小说奖”,我们怀着对传统刊物审美的微小叛逆,实验了一次轻巧的“玩笑”。没有料到这项“并无物质奖励”的征文,短短三个半月时间,竟然收到稿件五十余万字。这让我们意识到“押沙龙短篇小说奖”不能只是轻巧的“玩笑”,而可能成为严肃的“玩笑”。

  因此,从第二届开始,出于对文学与比赛的重视,我们凑了五千元以作奖金。而奖金的分配,完全体现出年轻人不谙世事的随意以及对商业文学的批判:一等奖一元,如若最终作品未能达到评委预期,一二三等奖将均分五千零一元。至2016年,第三届“押沙龙短篇小说奖”收到至少两百万字的稿件,影响力亦不限于南京、上海,波及北京、广州等地的文艺青年圈。这三届大赛共产生了索耳、角男、伽蓝、大头马、杜梨、郑纪鹏、魏傩、吴泽、桑圆园九位获奖者,其中索耳有十多篇短篇小说陆续见于《山花》《作品》《芙蓉》《长江文艺》等杂志,已为评论家所注意。

  索耳,广东湛江人,生于1992年。2014年冬天,我初次在南京见到索耳,那时他还是一名刚刚入学的研究生,身上带着腼腆的自信。在获奖小说《蜂港之午》中,索耳让离婚而萌生死志的画家、相依为命的姐弟(弟弟脑瓜不正常)、小店老板、乡村医生汇聚在蜂港。一宗强奸案(医生强奸了姐姐),让蜂港的午后变得滞重而压抑。在这篇小说里,索耳显现出对叙述游戏的痴迷。不停地变换叙述者,让人想起福克纳经典的《喧哗与骚动》。毋宁说,《蜂港之午》正是索耳向福克纳致敬的作品。往后的日子里,在《南方侦探》《显像》等短篇小说中,索耳尽情地挥洒着叙述的才情,怪诞、戏谑、现实等元素融为一体。

  大头马是另一位值得注意的作者,她的获奖小说《Ordinary People》中,创造了一个焦虑的、狂妄的、自卑的,充斥着伪装的激情的剧作家。在某个夜晚,他进行了一场马拉松长跑。大头马的叙述结构颇为精巧,随着马拉松进程,以独白方式剖析着这个“和两千万普通人一起,住在北京的蝙蝠侠”。事实上,她并不需要押沙龙短篇小说奖为自己的履历增添光彩。2014年,她以中篇小说《谋杀电视机》获得“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小说佳作奖。此后,在2017又出版了《不畅销小说指南》,并在“ONE·一个”上连载长篇小说《潜能者们》。在《谋杀电视机》中,大头马以庄严的玩笑对现代传媒、娱乐与生活方式,进行消解与戏谑。一场处心积虑的谋杀电视机的行动,最终却是“楚门的世界”。所有人都在演戏,无人认真生活。生活是一场黑色幽默的游戏,最终走向无聊。

  “押沙龙短篇小说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它既不挖掘、培养作家,又不进行商业运作。即使停止举办,生活还是“太阳照常升起”。我们希冀通过它来认识年轻的作者,感知当代文学的生长与表达。但事实上,我们这群生在80年代末、90代初的写作者,虽生活在天南地北,但在写作之初,已经在网络上认识。林为攀、徐小雅、三三、陈志炜、王苏辛等作者,我认识他们的时间,已经接近十年了。我们曾彼此交换作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对于彼此的写作,多少都会有所了解与判断:如徐小雅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林为攀夹裹着青春激情追随与重构故乡,等等。

  林为攀至今已出版了长篇小说《万物春生》《追随他的记忆》以及多部短篇小说集。在写作之初,他深受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的影响。在长篇小说《万物春生》之中,林为攀以“傻子”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家族、一个村庄隐晦的历史与幽暗的现实:祖父与祖母磕磕碰碰的爱情、父亲倪云洲难以启口的不堪往事、在顽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下艰难生存的姐姐以及左邻右里之间鸡毛蒜皮的冲突等等。所有的一切,在林为攀独特的叙述声音之中,形成了一幕幕众声喧哗的荒诞、黑色的喜剧。

  徐小雅的写作方式可能是最为扎实的,她勤勤勉勉地叙述与记录着女性成长的心事,对女性的情感、生活所面临的困境抱有巨大的同情与理解。在中篇小说《少女与泰坦尼克》中,温莹莹进入青春期后,“人像吃了发酵粉一样,迅速长长、长宽”。理所当然地,温莹莹成为一名胖女孩。此后,肥胖所带来的羞耻、自卑、痛苦与绝望,伴随着温莹莹成长。她像是一个溺水的女孩,慢慢沉溺在绝望的日常生活中。《饲鼠》是一篇关注女性情感的小说,年轻的阿小是老板王先生的情妇,她被“禁锢”在一座空旷的屋子里,每天所做的事情便是做好饭菜等待王先生的“临幸”。然而,“王先生总也不来”,绝望之余,阿小只得把饭菜喂老鼠。在这篇小说里,徐小雅展现了老练、扎实的细节刻画能力,因而时间被停滞下来,绝望如海水般涌来。

  三三是语言的精灵,文字轻盈、深情,时而流露天真的幽默感,时而又有冷峻的理性。在处女短篇集《离魂记》中,三三在王小波等作家的身上发现了叙述与虚构的秘密,进而把自己隐藏在生活的缝隙里,仿佛在跟读者玩捉迷藏。

  在短篇小说《补天》之中,三三重构了补天的神话。日常生活中陷入无聊状态的“我”,无意中读到一藏先生关于女蜗补天的博客,一藏先生正在实施着补天计划。“我”联系上了一藏先生,并约定时间见面,然而一藏并未履约。这次小小的逃离,是“我”日常生活中的壮举,是关于自我的“神话”。尽管“我”最终并未逃离日常,但一藏先生补天计划却正在坚韧地推进着。在《仇雠剑》《猎龙》等短篇小说中,这份特质显露无遗。尤其是在《猎龙》之中,女孩与男孩感情走向破裂的原因,正是男孩执拗地相信着“龙”的存在,而不顾现实与日常。女孩最终难以忍受,选择了离开。此时,她却突然“看见那条龙凌空而过,往长天的边界游去”。《猎龙》的叙述复杂、多元,三三游刃有余地把话剧、游戏、小说等虚构元素置入文本。这倒不是说三三在炫技,而是“也许我只是朝孤独的夜空放了一束幸甚至哉的烟火”。因为深情与孤独,进而崇尚抒情与理性,进而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摇摆不定。这是三三小说最为迷人的地方。

  陈志炜的写作极其独特,成长于港口城市宁波的他,童年所见是巨轮、炼油厂与潮起潮涌的海水。海洋的、工业的气质,始终贯穿在他的小说中。密集的意象、天马行空的想象,在“轻盈”与“厚重”之间,自由地游走:这是陈志炜的写作。在《恋爱的犀牛》《猛犸》《卡车与引力通道》《少女与她的飞船》等短篇小说里,陈志炜构筑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诗意的未来世界。在《猛犸》中,患有“精神不济的病症”的“我”(这种病会导致“逻辑与道德构成的星空在脑海中化为乌有”),与朋友在海上灯塔观察了、参与了一场进化的灾难。朋友们都退化成猴子,猴子进化成原始人,“整座高塔仿若DNA双螺旋”。而逃离这场巨大灾难的“我”,还在隐约地惦记着打字机。这是陈志炜的迟疑与幽默感。在一则“通俗”的小说《恋爱的犀牛》(其实并不“通俗”,只是在陈志炜的作品中,算是比较好理解的),陈志炜表现出孩童式的天真与纯粹。

  在短篇小说《白夜照相馆》里,王苏辛虚构了一座移民城市“驿城”,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心照不宣地创造历史”。白夜照相馆的生意,就是帮助人制造虚假的记忆。一种时代困境摆在作者面前,当人们离开故乡,来到庞大的、川流不息的城市,身体与情感将会安放何处?王苏辛的“驿城”是灰色的、仓促的、冷峻的,而现实又比这好多少呢?

  在《战国风物》里,我惊讶于王苏辛的大胆与直接(父亲追问女儿:恁俩,没出去住吧?)。在妻子与第三者之间徘徊不断的父亲,与女儿进行了一次漫长而又艰难的旅程。父母悬置的离婚问题,没有答案。父女之间的关系,仿若皱褶。没有缓解,没有恶化,问题被悬置下来。生活就像是吊桥,挂在半空之中,飘摇而紧张。此后她用接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在平原》:李挪是一位年轻的美术老师,她走进了平原地区的一所学校,负责教导即将高考的美术生。她与天赋超群的学生许何的对话,是小说的主体。这是面向精神世界的对谈,是王苏辛“清洗自我”的艰辛过程。她抛弃了《战国风物》里的世俗与人情,扭头迈向了内心与精神世界,并完成了自我的重建。

  手机上阅读平台林立,乃至于泛滥成灾,似乎每一个人,都想从“文学”这里扯下一块肉。微信公众号、百家号、头条号、企鹅号等自媒体兴起之后,写作成为一种标准的生意。阅读量与内容品质已无多大关系,而是与标题的“惊悚”程度、内文的情绪有着严密的关系。而流量则意味着关注度与金钱。文字即商品,内容即产业。作者的自我与表达已经不再重要,市场需要的是畅销的、标准化的商品。

  当作者们想以“文字”安身立命之时,却发现一个更紧迫的现实横在眼前,不可逾越。是的,就是生活。当年一起写作的朋友们,因生活里的种种原因,放下了手中的笔——即使是没有放弃,笔耕不辍,但当你看到编剧的收入远远高于小说创作,经营微信公众号一年收入可达百万,心中是否摇摆不定?毕竟没有人喜欢灰暗的、窘迫的生活,不是吗?

  因此,没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对文字怀有敬畏的作者,想要获得认可,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虽然传统文学杂志已经不再辉煌,但对于作者来说,仍是最重要的渠道。他们在不受关注的平台里,顽强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在这阅读大众、文学小众的时代,写作既浪漫又悲壮。

  正如约翰·伯格所言:“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猖狂的苦难世界:一个必须反抗之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境地,审美时刻给予我们希望。我们发现水晶或罂粟是美的,意味着我们并非如此伶仃,意味着我们被更加深切地推入存在,这个深切程度是形只影单的生命无法引导我们相信的。”是的,我们信赖文字,信赖写作,是因为文学时刻给予我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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